逆流而上,做诗歌出版的“拓荒者”

逆流而上,做诗歌出版的“拓荒者”

时光回转到2012年。那年7月29日,30多位诗歌评论家汇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会议室,长江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刘学明在会议室的黑板上手书“《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编辑筹备会”几个粉笔大字,并在会上宣布出版社成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消息,一个中国新诗发展的小历史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彼时的中国,早已不复20世纪80年代“全民读诗、全民写诗”的盛景。

“那是一个诗歌相对沉寂的年份,可以说,长江诗歌出版中心是在诗歌越来越小众、诗歌图书市场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诞生的。”尹志勇说。

也就是说,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成立并未占到天时之机。其时,汉语新诗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先有2008年的“梨花体”风波,继有“韩沈之争”、“羊羔体”风波,后又有全网因“废话体”而生的对新诗的嘲弄。新诗的出版环境也不容乐观:长年占据诗歌图书排行榜的,始终是舒婷、北岛、顾城、徐志摩、汪国真这些老面孔;中国当下的诗歌,几乎没有进入大众的阅读视野。因此,说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成立是“逆流而上”并不为过。

虽说是“逆流而上”,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成立却也得了地利和人和之便。

长江文艺出版社源远流长的诗歌出版传统,是中心成立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长江文艺出版社即推出了《中国新诗库》,全面梳理和展示了五四以来至朦胧诗之前新诗发展的成果;进入21世纪,相继推出了“中外名家经典诗歌”“中国二十一世纪诗丛”等系列诗集,在诗歌市场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编辑团队在诗歌方面的专业素质和良好人缘,为诗歌出版提供了智力支持。长江诗歌出版中心负责人何性松,笔名沉河,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诗坛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对中国诗歌现场的了解,对诗歌的判断力和发现力,与当代优秀诗人的良好友谊,使得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诗歌出版有了品质的保证。

在那个诗歌凋敝的年份,长江文艺出版社毅然举起诗歌出版的大旗,甘当诗歌出版的“拓荒者”。“人之所宝,尚或未珍;不有同爱,云胡以亲”,这句写在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宣传册上的陶渊明的诗,不仅显示了长江出版人坚持诗歌出版的初心,也隐含了中心对“同爱”——既包括诗人,也包括读者——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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