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描绘了一个女子思念爱人的痛苦心情，读来凄婉动人。古人对它评价很高，把它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起誉为“百代词曲之祖”。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称此词“以气象胜”。这首词中的气象，与人们常所说的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时代的“盛唐气象”已有很大不同，但它又确实是盛唐气象之一种。它博大深厚、意境开阔、气韵沉雄，又带有悲凉之气。这种“气象”在天宝（唐玄宗年号，公元742—756年）后期李白的作品《古风·一百四十年》《远别离》《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等诗都可以看到。《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中写道：“浮阳灭霁景，万物生秋容。登楼送远目，伏槛观群峰。原野旷超缅，关河纷错重。”与这首《忆秦娥》格调气象十分近似。杜甫天宝后期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有相类之处。胡应麟说这首词“气亦衰飒”，反映了晚唐王朝衰变的气运。其实此词似是反映了天宝后期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内部危机重重的盛唐之衰。因此，这首词可能作于天宝后期。词人以比拟的手法，托秦娥抒情怀，把直观的感情与意象浑融在一起，上片由个人的忧愁写开，下片过渡到历史忧愁。

　　这首词不像《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那样由客观景物的渲染过渡到人物内心感受的描摹。它一开始就写出人物内心的情态：呜咽的箫声把秦娥从梦中惊醒，此时，一钩残月斜映在窗前。梦虽断了，她却还似乎沉浸在梦境之中，与情人欢会，可是眼前只有这冰冷的残月陪伴看她。多少个这样的月夜，叫她黯然消魂、顾影自怜。因此，下面自然转入对“灞陵伤别”的回忆。《雍录》载：“汉世凡东出涵、潼，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相送。”可是，柳色绿了，一年又一年，而伊人依然远隔一方，只有那鸣咽的箫声和着低声的啜泣，冰冷的残月陪伴着消瘦的倩影，葱绿的柳色句起往事的回忆。实际上这是作者以秦娥对情人的思念来表达内心对某种事物的苦思与追求，这种苦思与追求是执着的，然而又是没有结果的。

　　词的上片始终纠葛在个人的悲欢离合之中，下片则出现了较大的跌宕。似乎比拟手法已不能满足感情的表达了，词人要撇开先前的主体，直接把自己融入画面之中。换头处突兀以“乐游原上清秋节”起，画面是清秋节佳侣如云的狂欢时景，可是主人公茕茕孑立在西风残照之中，“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杜甫《乐游园歌》）。此时，个人的忧愁完全被抛开了，或者说融入了历史的忧愁之中，词人通过对秦、汉那样赫赫王朝的遗迹——咸阳古道、汉代陵墓的掇取，从而进入了历史的反思。古道悠悠，音尘杳然，繁华、奢侈、纵欲，一切都被埋葬了，只剩下陵墓相伴着萧瑟的西风，如血的残阳，百年、千年地存在下去。作者不是在凭吊秦皇汉武，他是在反思历史和现实。这里交杂着盛与衰、古与今、悲与欢的反思。词人固然没有正面写唐王朝的苟且繁华，但“乐游原上清秋节”这就足够了，这使人自然想象到天宝后期那种古罗马式的穷奢极欲和狂欢极乐。可没有人能从中去体会那潜在的破碎感。秦代、汉代过去了，只剩下悠悠的古道和孤独的陵墓，面对着西风残照。这固然是过去的遗迹，然而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实景，同时，这“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实景又必然使人联系到王朝的未来。于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被取消了，浑融在一起，历史的时序给人们留下的只是一种表象——“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造成一种悲壮的历史消亡感，或者说是毁灭感，填塞在人们心头，这就是历史反思的结果。因而上片的个人忧愁只能被取代，作为下片的陪衬。

　　此词意境博大开阔，风格宏妙浑厚。读者从敦煌曲子词中也可以看到类似格调，而不类中晚唐的清婉绮丽。陆游说：“唐自大中以后，诗家日趋浅薄，其间不复有前辈宏妙浑厚之作。”（《花间集跋》）。诗风与词风自身存在着交错否定之趋势。

　　此词句句自然，而字字锤炼，沉声切响，掷地真作金石声。而抑扬顿挫，法度森然，无字荒率空泛，无一处逞才使气。以此而言，设为李太白之色，毋宁认是杜少陵之笔。其风格诚在五代花间未见，亦非歌席诸曲之所能拟望，已开宋代词之格调。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此诗的体式许多人认为很像一首小词，具有明显的音乐特性。赵翼的《陔余丛考》卷二十三云：“三五七言诗起于李太白：‘秋风清，秋月明。……’此其滥觞也。刘长卿《送陆澧》诗云：‘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寇莱公《江南春》诗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林芳草远，斜日沓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指出了它和“江南春”词牌的渊源关系。南宋邓深曾依此调式填写词作，名为“秋风清”。清人还把李白这首诗当作是一首创调词而收入《钦定词谱》，云：“本三五七言诗，后人采入词中。”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严羽的《沧浪诗话》中的“诗体”一章就说道：“有三五七言。”自注云：“自三言而终以七言，隋世郑世翼有此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郭绍虞先生校释曰：“沧浪所谓郑世翼有三五七言，不知何据。案《诗人玉屑》无‘秋风清’以下各句，以从《玉屑》为是。‘秋风清’云云,见《李太白集》，当是李作。”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